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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《申报》褒扬拾金不昧

发布时间:2017-06-07 11:40:20 来源:中国孟津网 点击:16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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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《申报》褒扬拾金不昧

来源:南方都市报     2017年06月05日        版次:GB07    作者:李玉

    □李玉

    拾金不昧是中国传统美德,历来受到政府与社会的提倡。晚清《申报》有一则关于南昌某船工面对“从天而降”的五百两白银,不为所动,静待失主,最后完璧归赵的记述与评论,题名《阅本报纪拾金不昧慨而书此》,显系有感而发。今人读之,亦有慨焉。爰先采撷原文如下,再予简评。

    上月杪,本报曾纪拾金不昧一事,略谓今秋皖省某纸号寄银一千两至江西南昌,交同业某行收取,其银分装两篾篓,遣伙友某甲附船运至省城,然后雇小划船驳至圆觉寺前登岸,长途辗转,银重篓破,致遗五百两于舱内,当时未及查知。迨运入行中开视,已只剩五百两,不觉大惊失色,呆若木鸡,姑至江岸找寻小划,则舟子方高卧舱中,问有银五百两否?舟子遽曰:“吾守候此久矣。”即持银还之。有知其事者谓,舟子谭姓,年约六十余,新建县境王家渡人。

    执笔人阅之,不禁慨然曰:古今节义、廉耻之风,得以不绝如缕者,岂不重赖此一念之维持哉?夫谭届垂暮之年,犹以操舟为业,其景况之贫窘可知也;且身处卑贱,耳不闻诗书之美,身不入儒雅之林,惟以一棹中流,自领其云影波光之风趣,一旦忽有灿然者列于其侧,此心能不怦怦?况与甲萍水偶逢,姓氏且未详知,籍贯更何从访悉,即舍之他去,茫茫烟水,甲亦何处追寻?而乃自凛其见利思义之心,不肯以一念之贪自卑节操,其性情之耿介,求之搢绅士夫亦不可多得,而竟出于操持贱业之人,岂非天地淳厚之气别有所钟与?

    虽然,吾观于此而重有感焉。夫风化之纯美,导之于上,始能行之于下。当国初时,朝廷以移风易俗为心,各省大吏亦能化导训迪于平时,苟遇忠孝节义之人,无不敬礼表扬,以为众人之劝。即如雍正五年,京城有刈草夫役六十一者,在草车内拾得银五十两,不肯私取,当官呈出,随经该管官员奏蒙世宗宪皇帝降旨奖赏;六年四月,陕西三原县人秦泰至河南孟津县贩卖棉花,遗银一百七十两,居民翟世有在路拾得,归告伊母,寻遇原主给还,不取分毫,经东河总督田文镜奏闻,赏给七品顶戴,并赏银一百两,以旌其善;是年八月,田文镜又奏归德府商邱县卖面贫人陈怀金拾获遗金二十四两,全数付还失主王盛方,力辞酬谢,世宗宪皇帝着赏给九品顶戴,赏银五十两;七年九月,直隶巡察御史鄂昌等奏文安县居民卢尚义之妻梁氏拾金不昧,告知伊姑,给还本人,及谢之布匹,姑媳坚辞不受,世宗宪皇帝着赏给米十石、布十匹,并令地方官给予匾额,以旌良淑。此皆见之雍正朝《东华录》,时不越数年而还金之事已屡屡见之,且皆出于耕凿无知之愚民,甚至梁氏以一贫家妇,而亦能皭然不污,慨然有讲让兴廉之志,是岂当时之人心犹近古与夫?亦以上之所重者在此,故能互相观感,蒸为醇厚之俗,而悉去其浇漓之风也。

    迄今世变日深,人情益薄,苟有利之所在,不惜百计钻谋,虽至亲密友抑或伤情犯义而有所不顾,偶有稍敦品节者,转以为迂不入时,而多方姗笑,尚安望于傥来之物而犹能曰“却之”、“却之”哉?故此次谭某之事,较之陈、翟等人,未必相形见绌,而疆吏既未据以入告,朝廷自无从沛其恩施,仅于日报中略著姓名,俾知举世泯泯棼棼之时,而于水云浩渺中尚有不欺暗室、自赏孤芳者,岂非古今世运之变,而有心者所深为慨叹者哉?若视以为迂阔之言,鄙而弃之,则亦仆所深受不辞而断不置辩者也。(《申报》1900年11月7日,第1版)

    这篇表扬拾金不昧行为,以彰节义、清廉之风的社评,针对的是该报1900年10月22日关于南昌谭姓船民拾得五百两白银,奉还失主之事。五百两,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,要知道清朝一品大员的法定年薪也不过几百两。一个上了年纪的贫苦船工,面对如此多的白银,内心是激动,还是担忧,后人不知,但他守在原处,静待失主前来。当失主找来之时,他道一声“吾守候此久矣”,将五百两白银完璧归赵,为自己的高风亮节画上完美的句号。《论语。里仁》中说: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;贫与贱,是人之所恶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去也。”此语又被后世人概括为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,广泛传播,并被收入明代开始用于儿童启蒙教育的教材《增广贤文》之中。但是,真正做到见财起“义”,而不起“意”,则并不容易,因为人不免有自私自利和不劳而获的欲望。况且,像谭姓船工这样的贫苦民众,还有改善生活的客观需求,他若卷款远遁,依当时的资讯与侦缉条件,是难以被找到的。也就是说,谭姓船工如果想昧此巨款,不是不可能。但是,他不为所动,乃在船中坦然高卧,静待失主前来认领,怎能不令人起敬?我想后人读到此处,必然能发现船工的身份变得高贵,船工的形象变得高大,原因在于他自凛见利思义之心,不肯以一念之贪自卑节操。在他看来,此傥来之物、不义之财远不如自己的高尚人格重要,他追求是一种自尊效应。如果占有不义之财,改善生活水平,也可能会赢得他人青眼,但自己内心深处的人格成就感会丧失,所以舍此就此,义无反顾。

    不过,要想让拾金不昧、见利思义之举蔚然成风,也不能一味依靠行善者的“自尊”效应维持,适度的表彰尤为必要。此举有利于引导全社会形成向善风尚,确立优良的价值观与义利观的形成,从而促进更多的好人好事诞生。

    由文中可见,清朝政府并不乏表彰拾金不昧之举,有时奖励力度也不小。只不过由于社会风气日益不良,价值导向发生逆转,见义勇为、拾金不昧的行为多被视为“迂腐”,受到讪笑。也正因为如此,那些真正的向善之举、节义之行与清廉之风才愈发显得难能可贵。

    ◎李玉,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。